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延续了人类社会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历史血脉，也将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带来“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的张謇所开辟的“南通模式”已呈露生态文明的思想萌芽，但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甚至有人以“村落主义”来贬低他。随着时代发展，张謇生态思想逐渐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注意，其生态内涵、实践及影响在不断梳理与整理，特别是他所奉行的“物尽其用”和“人与自然共生”的原则，正是我们今天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所要提倡和弘扬的。 

新科状元办厂 

    张謇，1853 年7 月1 日出身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的农民兼小商人家庭，1894年5月28 日以一甲一名状元及第，那一年他42 岁，当天他记下了自己的心情：“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大意是：长期的幕府生涯、居乡期间随父经商，使得他并没有把读书入仕作为人生唯一的功利目标，所以在攀登到科举生涯的顶峰，早就不再有仆仆风尘的念头。可如今突然而得的意外结果，将来要面对的不知是怎样的尽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从迷惘走向现实，1895 年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他在日记上逐条记下条约的主要内容并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沦矣。”然对于风雨飘摇的山河，现状维持者依然麻木不仁，“一日慈禧銮驾回宫，王公大臣、六印九卿、文武百官冒着倾盆大雨跪迎道路两侧，许多白发苍苍的耄耋大臣全身匍匐，积水淹没到膝盖以上，而慈禧太后仪仗威严，前有虎贲甲士开路，28 名轿夫抬行，前呼后拥”，他喟然长叹：做大官并如此下贱，这岂是胸怀大志之人所能忍受的？可以说，他看透了，也看破了，决定与传统的士大夫之路划清界限，把人生坐标从做官转为做事，脚踏实地做事。 

    1895 年，中国有3 个人做出了一生最为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不是为自己，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选择实业不是为了发家致富，也不是要彻底逃离政治，他深知自己不是长袖善舞者，但为了培育市场、打开局面，隔膜远离政府是不行的。就在这若即若离之中，当局给了他一个极好机会——以新科状元、翰林的身份回乡守制，并委以通海地区团练重任。
倘若张謇在北京终老一生，也许将一无所成。从北京回来后，张謇先后两次与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总督府（今南京总统府旧址）彻夜长谈，互相交换了关于实业的看法。张之洞非常欣赏他的学识和实干精神，除了让他负责通海团练的日常工作外，还委派他到通州（现南通地区）创办实业，大生纱厂的筹办工作正式摆上议事日程。 

生态考量历经四年筹建大生纱厂 

    南通通海地区位于长江北岸的冲积平原，东北滨海，南面临江，气候温和湿润，土壤、温度、雨量均宜于植棉，植棉历史远肇明代天启年间，距19 世纪末已有近三百年，“力韧丝长、冠绝亚洲”，纤维长达9.5 英尺，色白无尘埃，富有弹性，不仅居国内棉花首位，与印度上等棉相比，也不逊色。如果说就地取材是一种必然，但在厂址的选择上，张謇是有一番生态考量的。

   第一，他不就近选择南通老城区，而是选择位于下风向、距城区12 里以西的唐闸，显然是考虑到南通东临黄海，夏季多刮东南风，减少工厂对城市的空气污染。第二，唐闸位于通扬运河之畔，水陆交通方便，又有广大农村相依托，劳动力资源丰富，这种城乡分工、发展均衡化，卫星城镇的布局有利于城乡间的互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区域可以作为城市发展的预留地，避免“摊大饼”由内向外扩张的各种弊病。 

    对张謇本人而言，他世居海门，对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了如指掌，与通海地区商贾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彼此信赖，均以个人银钱入股，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完全交织在一起。大生纱厂的主要创建者也是早期主事沈燮均（当地花布商）、高清（当地木商）、蒋成箴（当地典当商）、林兰荪（大生纱厂上海账房）等均有专长，熟悉行情并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他们的联手也开创了责权利结合，讲究效益，共同承担风险的现代企业的股份制合作模式。 

    大生纱厂从1895 年筹建开始，历经4 年多的努力于1899 年正式开始投产。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很快盈利，但当地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式的棉花供应量是有限的，如何获得土地来种植棉花？张謇开辟了一条完全有别于“圈地运动”、有别于掠夺自然资源和他人财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他尊重“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自然规律，并以“万物一体”的观念践行着维护平衡的生态实践。这正如对于厂名的含义，他在日后与友人交谈时解释道：“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果为了获取土地资源而让农民被迫离开家园，势必造成农村凋敝、农业衰败和农民利益受损，这样牺牲一方利益去满足另一方的做法是断然不可取的，与生态文明基本伦理背道而驰。 

资源再生以纱厂为中心搭建生态产业链 

    那如何应对纱厂开工后原料供应不足的大难题呢？张謇将眼光投向通海一带沿海滩涂，他要通过开垦荒滩为纱厂建立一个可靠的产棉基地。1899 年，他先是写信给时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一片荒滩、弥亘极组，仰惟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希望能得到支持，后经过几次洽谈，刘坤一果然心热起来，并协调了沿海废弃盐场、灶场的产权。同时张謇也拉上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两代帝师”——翁同龢，3 人联名上书《开垦海门荒滩奏略》报朝廷，很快“奏略”被批准，张謇以“奉旨行事”的名义，于1900 年秋天在通州、海门交界的吕四一带，着手筹建“通海垦牧公司”，原先的盐民、渔民，大批流 徙到上海谋生的苦力都纷纷用自己的双手来拓荒垦殖，第二年人数就达三千之众。 
    
    由于沿海滩涂长年荒草丛生，自生自灭，腐殖质丰富，最初并不适合棉花种植，垦区开始仅适宜种植高粱，而高粱为酿酒的优质原料，张謇遂于通海垦牧公司附近筹建颐生酒厂，1903 年遭特大台风袭击，厂基被冲毁，酒厂迁至其家乡海门常乐镇，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颐生酒”仍然是江苏酒类市场的“金字招牌”。 

    针对垦区是由冲积而成，砂型透气性能好的特点，张謇推广从美国引进的优质棉种，未过数年，产量已经非常明显。继通海垦牧公司之后，张謇利用已取得的经验，沿吕四向北至盐城、连云港，大兴垦殖之业，先后成立了21 个公司，遍及江苏沿海，除了养殖业和盐业之外，这些公司开垦出的棉地有一百多万亩，每年可产棉花二十万担左右，为大生纱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因为得来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对于资源能源的再利用，张謇做到了极致，1901 年，利用大生纱厂的剩余动力碾米磨粉，他创办了大兴面厂；1903 年，他建成广生油厂，用大生纱厂轧花脚料——棉籽来生产棉油、棉饼及其他工业用油；1903年成立大隆皂厂，利用广生油厂的肥料制造肥皂和蜡烛；1903 年成立专门经营缫丝、染织业务的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并在公司增设染织考工所，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染、织全能发展的研究机构和染织废水处理实验室；1903年，有感于发展机械工业的迫切需要，他创办了资生冶厂和铁厂，自行修理和制造机器设备；1904 年，为了货物的销售，在南通天生港建“通源”、“通靖”两个大型码头，使得南通成为苏北重要的港口，并由此带动仓储业的兴起；1905 年在上海十六铺建造“大达码头”，开通了沪通航线，为南通的民用商品进军全国市场提供有力保障……这些早期民用企业的崛起奠定了张謇作为我国早期现代化先驱的地位，同时这些产业链条之间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不仅大大地提高了通海地区的经济效益，而且也带动了棉纺织行业的进步与发展，时至今日，中国销往欧美的最大宗的出口创汇产品仍为棉纺织品。 

天人合一统筹城乡实现可持续发展 

    南通在1910 年左右已初步建立了以棉纺织为中心、相关配套的“循环”工业体系，这不能不说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再生、维护生态平衡的超前设计，虽然当时并没有“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说法，但从企业内部的技术工艺和生产流程来看，张謇这种“开发与节约并重”的做法与清洁生产的精髓，即“八字方针”——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不谋而合。笔者并不是人为拔高张謇，在那个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的年代，能有如此的视野和胸襟，实属不易。应该说，张謇本人对自然、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很有思考的，但大多散落在文章、信札、日记、演讲之中，没有系统整理。即使是学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他兴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慈善机构、公用设施、现代企业制度等，对其生态思想及实践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不是说张謇的生态观有多么系统而成熟，但有几点是值得肯定的。 

    其一、不同于文人志士学习先进的思想、科技，翻译西方论著和典籍，张謇通过切实体验感受了工业文明的弊病，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他一生两次出访日本，1903年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七十天的考察，历经二十多座大中城市，事事留心，时时思考，留下了内容详赅的《癸卯东游日记》，展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风貌，在东京时期曾寄宿清静轩，他在日记中写道：“旅馆门外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留恶之所”，高瞻远瞩地认识到污水问题，他在发展工业时特别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进，回国后，他专门成立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将染织与纺织分离开来，并派出技师去日本学习。此外，他效仿日本，从小就培养孩子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在南通师范学校开辟植物园，广种花草树木，饲养珍禽异兽，收集、保管、展览各种自然标本，保护和研究濒危动植物，实现保护自然生态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张謇普及生态教育、 
寓教于乐的成功范例。 

    在北海道考察围垦时，他想得更多的是本土，通海垦牧公司的荒滩开垦，垦荒绝不是筑道海堤那么容易，否则风潮一来就被毁得零零碎碎，残破不堪，必须进行开河、造闸、筑路、建桥、盖屋等配套工程。回国后，张謇按照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方式统一规划，在二百方里范围之内，格局整齐划一，桥、堤、路、闸各适其所，堤长三万六千余丈，沿河再筑渠，分干渠和支渠，隔成牧区、垦区、养殖区等8 个区域，造大闸3 座、开河5条，建大桥169 座，小桥257座，涵洞75条。垦荒也绝不是掠夺式的开发，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他也的确做到了。1911 年，通海垦牧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张謇作长篇演讲，阐述了十年奋斗史，称垦牧公司由一片荒滩成为“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藶市，行有途梁，若成一小世界。”黄海滩头，是一幅安居乐业的画卷。 

    其二、张謇的生态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拘泥于一城之池，不仅基于城市，而是谋求城市、乡镇、荒野( 自然环境) 的整体协调发展，所开辟的“南通模式”不仅适用南通，全省乃至全国都可以推广。1912 年1 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他在《徐州应建行省议》中提到，希望利用“煤矿之富”来“就产办厂”，“可造枪炮，可造农工一切应用机械”。1913年7 月，熊希龄出任政府总理进行组阁，这届内阁被称“名流内阁”，9 位总长都是社会上赫赫有名的“名流”，张謇就任农商总长，先拟订针对东北的《东三省林务局暂行规程》和《东三省林务局分科规定》，1914 年扩大 到全国范围，他向各省区发出禁止采伐国有森林的训令，后又呈交全国山林的规划方案。同年，张謇颁布我国最早的《森林法》，共6 章32条。1915 年又出台了配套的《森林法施行细则》20 条，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保护并扩大全国林源，而且通过法律手段培养中国国民的生态意识。 

    1920 年张謇就任吴淞商埠督办，提出《吴淞开埠计划概略》，详细阐明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开发理念，“建设之先须规划，规划之先须测绘”，由此可见，张謇在十多年的实践探索中，不仅完成了技术准备，而且达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同时他还提出“测绘—规划—建设”工作程序，是最早关于生态建设、规划先行的文本。1921年，张謇亲自列出一张问题清单，叮嘱在美国考察学习的中国治水工程专家宋希尚：“一般性治水工程包括排洪、蓄洪、垦荒、保坍、船闸等，对于沿海碱性土地之如何可以加速变淡……美国密细细比河之如何整治，并提出研究能否设法利用一天两次之潮水冲击力来发电……”这不仅提出了中国治理水的问题，还预见性地提出了潮水发电的生态能源的可能性。张謇的生态建设思想和实践不仅考虑到了地区的整体发展，而且逐步成为科学、系统、具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 

结束语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尚在闭关锁国的桎梏中，工业、科技都落后西方近百年，对城市建设和生态建设尚无完整的思考。张謇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然生态哲学思想出发，积极关注西方生态环境，这种从自发到自觉、从零散到完善、从城镇到区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既具有世界视野又适应中国国情的生态建设思路，并付诸行动，从城镇空间布局到产业结构的生态化, 从崇尚自然到植树造林，从立法护林到生态教育，每一个都堪称是有积累、有准备、中西融合的成功范例，值得当代人学习和思考。